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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馬英九總統日前與中小企業協會代表座談時，與會業者反映，新加坡、香港的外勞工資都比台灣低，建議外勞工資應與基本工資脫勾。馬總統的回應是當場指示相關部會研究外勞工資；但不在場的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則表示，外勞也是人，基於保障人權，外勞的薪資沒有理由與本勞薪資脫勾。副主委潘世偉也強調，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勾的問題，勞委會早就研究過了，答案也有了，就是「不能脫勾」。看來，號稱要退居「第二線」的馬總統，還真是被位居「第一線」的部會主管隔空給紮紮實實的碰了個軟釘子。
我們無意把這一幕上綱到是否為意謂著馬總統的治理威信受到挑戰，或顯示執政團隊的政出多門無法同調，甚或美化為馬政府的施政決策並非一言堂。其實，更值得探討思考的，反而是政府公共決策如何在利益衝突間求取平衡點；如何在理念與現實，國內與國際情境間找到立足點；以及在政府公部門資源侷限不足的情況下，釐清政府的角色定位與施政優先順序。
就第一個層面而言，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訂，公權力的行使，通常也就代表著利益的投放與分配。而在這過程中，最好當然是讓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能雨露均霑皆大歡喜，但實務上不只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更常見的則是不同利益之間的衝突拉扯與零和競爭。以外勞薪資是否應與基本工資脫勾的課題為例，勞委會官員所強調的保障基本人權與企業代表所在意的生產成本與產業競爭力，基本上是出現了彼此間利益直接衝突的情況。不過，如果讓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勾，不只有犧牲外勞勞動人權的爭議，也可能使本勞的就業機會間接遭到剝奪。但同樣的，維持高檔的外勞薪資不做調整，也可能迫使業者將工廠外移，到頭來還是可能減少本勞的就業機會。由此分析，顯見如何調和不同的利益衝突，確是政府應為而難為的抉擇。
就第二個層面來看，強調勞動人權，不應有就業歧視，這樣的理念業已成為普世價值，並成為政府施政的政治正確。不過，落實理念不可能不需要付出代價，光是關起門來在國內講求就業機會的均等，甚至給予相對弱勢者較為優先的就業機會，只要政府有心，似乎也不難做到。但問題是今天的地球既然已經是平的，至少對外銷產業而言，要維持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甚於崇高理念的墊高的生產成本，其實也就意謂著競爭力的弱化。其結果不是因為缺乏競爭力而成為夕陽產業，就是只好跨出國門，尋找生產成本較低的地區以維繫競爭力或尋找最大利基。在業者管控成本或追逐利益的現實考量驅動下，抱持理念的結果可能是殘酷的機會的流失。也許，這才能解釋為何國民所得高於台灣的港、星，何以其外勞工資反而比台灣低，似乎這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運作法則。
正因為政府的公共政策通常無法在利益衝突中找到平衡點，也只能依違於理念與現實間而難以站穩立足點，於是就衍伸第三個層面的思考課題，就是執政者對於政府的角色定位根本無能釐清，一方面既要尊重資本主義的市場法則，另方面又不時要扮演普世價值理念的捍衛者與實踐者。這種錯亂的角色定位，在當前的兩岸遂形成強烈的對比，對岸號稱實行社會主義卻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導向，台灣則號稱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公共決策內涵卻有更多的社會主義因子。讓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掛勾只是其中一端，陳義過高的原住民就業保障規定，未必給原住民就業帶來多大保障但卻引發廣泛商怨。又譬如把社會保險性質的全民健保辦得像是全民社福，代價則是健保財務窟窿的無底洞。開辦國民年金保險，卻又實行農保一國兩制，讓更大的財務窟窿由全民、由下個世代來承擔。政府角色混淆，不只會引發更多的利益競逐，連自身的施政優先順序也難釐清了。
【2008-07-23/工商時報/A2版/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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